每一次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人民币升值与当前国际形势有关

每位记者：李克宇

GDP增长5.约5%；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提高效率，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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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导向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有哪些考虑？怎么做？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应如何冷静应对，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国两会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副主任刘世锦进行了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这些课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NBD：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发布。在您看来，这份报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

刘世锦：我觉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很有价值，内容也很丰富。我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提出了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要部署。

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如何看待2021年的经济增速和新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去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8.1%（按不变价格计算）。按现价计算，2021年GDP约为114.4万亿元，2020年为101.4万亿元，一年增加13万亿元。

如果以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GDP为14.7万亿美元，2021年达到17.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种增长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绝不。

2021年中国GDP总量将大幅增长

这些数据说明了一点：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看经济增长，既要看国内实际增长，也要看当前美元GDP。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日本和德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的16年里，以现值美元计算，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高速增长。但从结构上看，不到一半是通过实际增长实现的，超过一半是通过汇率升值实现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21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这一特征。如果以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增加3万亿美元，增长20%，远高于2021年的增长。以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在过去一年大幅升值。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实现高质量增长，即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微观经济充满活力，结构不断转变和增长。升级。

如何衡量经济高质量增长？这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汇率密切相关。从长远来看，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汇率就会升值。

简而言之，以当前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实际增长，二是汇率升值的影响。汇率升值的基础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有点低，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能达到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水平，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汇率升值的红利，那么其实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三重压力”。我认为，针对各种情况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就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而言，要想保持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并非来自宏观调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作用是维持短期经济平衡。并且稳定。

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实际上来自结构性潜力。目前，我们可以从城镇化新动能、结构升级、数字化和绿色化三个方面看到结构性潜力。

具体来说，我提出了“1+3+2”的结构潜力框架。“一”是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开辟地缘和动能空间。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间或许能够提供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增长动力。

“三”是指实体经济需要弥补的三个新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基础研发能力薄弱。

“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两个翅膀。

简单地说，就是“一龙带头、补三大短板、两翼赋能”，构成新的结构性潜力。

过去30年，我们的结构性潜力一直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但近年来明显减弱，必须挖掘新的结构性潜力，与中高速增长期相匹配。

如何充分发挥这些新的结构潜力？我认为关键是深化改革开放，重点是要素市场的改革。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否会进入市场，宅基地能否有序流转到集体组织之外。要促进城乡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二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现在我国人口流动的重点不是从农村到城市，而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大方向是增加人口聚集的密度。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表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这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进一步推动大都市区的发展。

当然，要促进这样的人口流动，关键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配套问题，特别是对占比较大的农民工公共服务的配套问题。这也是下一步劳动力市场改革需要突破的重点。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主线是其发展要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重点解决两个问题，即金融如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协调、协调，以及如何有效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赋能。

第四，在数据市场。数据是一种新型元素。要通过调整政策、深化改革、推动创新，提高数据流动和利用效率，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和数字技术实体化进程。

各项宏观政策要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NBD：202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25万美元大关。如何在继续努力使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有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刘世锦：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实现但不能盲目追高，二是要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回报是汇率升值，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汇率的增长效应。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2022年，只要我们按照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保持高质量增长，汇率保持在当前水平，中国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可能性很大。

如何在增加人均GDP的同时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我认为要扩大消费比重，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关注民生。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增加居民收入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就业和创业能力来增加收入是关键。此外，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去，一些低收入群体在这方面有“拖欠”。我们应该弥补这个缺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就业政策，应该更加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因为它们承担了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就业职能。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为了使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未来需要实现收入增长的人群基本分布在中小企业。

中小微企业一般为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看，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未来，要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NBD：您多次提到汇率的重要性。我们看到最近人民币汇率比较坚挺，但是汇率走强必然会对我国进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才能在今年实现这一目标？汇率的相对平衡？

刘世锦：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相对升值，这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关。一些地方紧张之后，一些国际资金开始购买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升值了，这是出于避险的需要。

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与当前国际形势有关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在地缘政治等各种紧张局势之后，国际资金开始买入美元资产。主要原因是美元具有避险功能。但现在一些国际基金已经开始转向购买人民币资产来规避安全。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内政治社会稳定，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

当然，汇率升值和外贸出口是有矛盾的。人民币升值将对企业外贸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太快，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轨道，需要国内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我可以举个例子：德国长期处于货币升值状态，但出口也一直在增长，为什么？这是因为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与汇率升值相适应。尽管汇率在升值，但出口仍保持持续增长。我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也可能会走这条路。

碳中和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NBD：今年的赤字率计划在2.8%左右。这是两年来赤字率首次降至3%以下。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这一下降？?

刘世锦：虽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规定的赤字率在2.8%左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剩余税收抵免大规模退税的实施，企业减税规模是升高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赤字率的下降实际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今年的赤字率计划在2.8%左右，低于去年

NBD：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中和”。当前，如何结合国情实现“双碳”目标？

刘世锦：去年，我们在推进“双碳”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碳减排和绿色发展往往由环保部门或能源部门主导。但现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当然，过去一年，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争先恐后的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一些问题。

对中国来说，“双碳”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这需要长期规划和短期- 长期规划。具体措施。

我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了，减碳不能“单一”或“运动方式”，指标不能搞错，“减碳、减污、绿色扩张、和增长”必须形成。实现峰值碳中和本质上是用一套新的绿色技术对现有技术进行全面改造的过程。在新的一年里，这些进程将继续推进。

除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也很关键。为市场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创造条件，在碳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核算，这些任务在新的一年可以推进。

NBD：从长远来看，您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调整每年制定的宏观经济目标，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刘世锦：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我认为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上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如果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即使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我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应该逐渐从经济总量转向人均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和人均GDP。

下一步是逐步将以实物资本为基础的投资转向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投资。目前，从我们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看，消费比重逐渐上升，投资比重逐渐下降。

过去我们把消费和投资简单地对立起来，但换个角度来看，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入现阶段，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增加，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培育。

从具体指标看，要从数量指标转向结构质量指标。技术含量、附加值、生产力、碳排放和基本公共服务是结构质量指标。

（本文制图数据来源wind）

记者：李克宇